理论研讨

第四次犯罪高峰和1600万变态者

   “中国社会的犯罪现象可以归结为两个阶段四次高峰，目前正处在第四次犯罪的高峰期，去年我国刑事案件360万件，平均每万人中大约有28起犯罪”，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教授王大伟18日接受笔者采访时说。
    王大伟是改革开放后中国公安系统第一个出国留学生，80年代中期被公安部派往日本留学，是中国第一个进入日本警事厅的公安人员，后来又转往英国、美国留学，是我国刑法方面的权威。

　　多震荡源引起社会共振

　　王大伟教授认为：犯罪率通常在一个社会子系统内呈规律性变化，这一子系统主要由四个方面组成，一是社会震荡源，一是社会震荡源引起社会振荡，三是社会生态遭到破坏，四是刑事发案率上升。
他分析：1949年－1978年是第一阶段，其中1950年前后属第一次高峰，当时国民党虽已溃退但在大陆留下了600万条枪和许多散兵游俑；第二次是在天灾人祸情况下的60年代初；第三次是文革时期；在第一阶段犯罪率仅以万分之五（平均每年每万人中有5起刑事犯罪）为中轴振荡，振幅不超过万分之十，被西方犯罪学家称为奇迹。
    王大伟说：学界还有一种观点认为当前是处在第五次犯罪高峰，其中第四次高峰是在改革开放初期，法制不健全，经过“严打”始得以遏制。
    而当前的犯罪高峰主要是多震荡源引起社会共振：腐败、下岗、对外开放等导致的道德多元化，同时社会生态机制（家庭、学校、基层党组织等）机能不如从前，社会生态平衡遭到破坏，引起刑事发案率迅速上升。统计显示，在城市的刑事犯罪中，外地人口占60%以上。 从1987年开始，我国一直保持“严打”高压状态，“严打”不断取得阶段性成果，但刑事发案率上升势头并未取得根本扭转。1956年我国犯罪率曾降低到万分之2.3，1990年已上升至千分之二，去年是万分之28。江泽民主席去年4月一次讲话中指出：“刑事犯罪上升趋势没有根本扭转。”
    有人指出：中国当前的犯罪率仍远低于世界大部分国家，如西方主要国家目前刑事发案率是平均每万人每年800起，远高于我国。王大伟认为：这其实不完全具有可比性，首先我国的绝对数量大，而且我们的立案标准与西方不同。统计表明，在每100件案件中75%是侵财案件，25%是侵人案件，这种情况下，我国有一个立案标准，对侵财案件有个金额限制，城市不低于1000元，农村不低于500元。数额不够者如未伤害人身安全，则按治安处罚条例处理。在大多数国家，偷一个便士、一美元均算一起案件。

　　精神病患与犯罪率同步增长

　　笔者同时采访了我国犯罪心理学的领军人物——中国政法大学犯罪心理学研究中心主任罗大华教授，他多年来致力于研究人的心理因素与社会犯罪现象之间的联系，是多部犯罪心理学教材的主编。
    他说：当前犯罪率居高不下的一个重要因素是人们的心理失衡，快节奏的生活方式、激烈的竞争、社会的转型导致变态人格者尤其是各种精神疾病患者增多。相当一部分犯罪分子都存在一定的人格扭曲和心理障碍，刑事犯罪率与精神病患几乎是同步增长，二者有着密切的内在联系。
    据卫生部门统计：我国解放初期精神病患病率为千分之二，80年代为1.26%，目前我国各种精神病患者（包括精神分裂症、焦虑症、抑郁症等心理障碍疾病）达1600多万人，精神病患病率已达13.47%，成为世界上的精神疾病高发地区。这一数字还不包括那些有轻度心理障碍的人。据有关部门披露：目前全国精神病患中大约10%的人严重危害社会治安。与此同时，不少病态人格者发展为违法犯罪者。山东省曾对1991年在押犯人进行调查统计，患有各种心理障碍者约占30%。而有学者近年在北京市相关监狱调查表明，除了过失犯罪者外，绝大多数犯人均患有有不程度的心理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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