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２００１年１２月１日起，上海的律师服务每分钟最高可收取５０元，《上海市律师服务收费政府指导价标准（暂定）》于２００１年１２月起实施。新的管理办法规定，律师服务收费方式分计时和计件两种。具体采取何种方式，可由律师和委托人协商确定，在委托合同中要写明收费条款或单独订立收费协议。对采取计时收费的要说明估算的有效工作时间，如实际有效工作时间明显超过估算的有效工作时间，律师必须及时告知委托人。
有人提出，“１小时收费３０００元”，在下岗职工每小时生活费不到１元的中国算是高收费、乱收费，是“黑心资本家”的暴利！也有人认为，在律师人才相对稀缺的市场环境下，高额收费是律师价值的充分体现。而更多的普通人担心，面对高昂的律师费，今后还打得起官司吗？
我国现行的律师收费标准仍是１０年前的标准
我国现行的律师收费，主要以司法部、财政部、国家物价局于１９９０年３月７日颁布的《律师业务收费标准》为依据。根据该《标准》规定，解答法律咨询的收费标准为１－３０元／件，制作法律事务文书的收费标准为２－５０元／件，办理刑事案件的收费标准为３０－１５０元／件，办理民事案件的收费标准为７０－１５０元／件。今天，随社会变化，该《标准》在许多地方已形同虚设。
这和美国律师平均２００美元／小时的最低收费标准有天壤之别。美国律师收费有两种计算方法，一种是按时计费，大约在每小时２００美元至５００美元不等，律师助理的收费标准大约在每小时１００美元左右。另一种计算方法为看官司输赢结果分成收费，大约在获得赔偿金的１／３左右。
在法律发达国家，律师是高收入阶层。因为律师是个人开业或者合伙开业，既不是社团法人也不是财团法人，国家仅对其开征相对较低的个人所得税而不同时开征法人所得税。加之业务资源丰富，律师收费标准甚高，律师的经济状况一般都很富裕，很少存在负担过重和入不敷出的问题。
中国律师就没有那般幸运了。他们一方面苦恼于搜寻案源的困难、律师收费标准的低下，一方面还得想方设法应付各种名目的税费负担。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律师不光要在错综复杂的社会关系当中为尽职而拼争，而且在经济方面也不堪重负。
同时，律师的收费混乱也使自身的形象模糊起来，使百姓容易对律师产生信任危机，这对于律师行业的发展是致命的。过高或不规范的收费，还带来了诸多经济上的黑洞，腐蚀了一些律师，也连累了一些当事人。近年来出现的一些律师协同当事人作伪证、干扰司法的案例，不能不说与这个黑洞有着很大的关系。
目前中国的律师收费也有两种计算方法：一种按件收费，另一种是计时收费。什么是计时方法？律师服务所获得的报酬根据服务时间的长短计算，与涉案金额没有直接关系。因为这种方式不会因为标的金额巨大而付出巨额律师费，因而被越来越多的律师事务所和当事人采用。
计时收费中，律师的工作时间计算方法如下：一是按实际工作时间计算，适用于律师向委托人了解案情、调查取证、查阅案卷、起草诉讼文书和法律文件、去看守所会见被告、代办其他各类手续的场合。二是加倍计算，适用于律师出席法庭、仲裁庭等场合。三是减半计算，指律师办理法律事务时花费在路途的时间。为保证计费时计算的准确性，律师在每天的工作后都必须填写工作时间记录表，委托事项办理结束后，则需要填写《律师工作时间清单》。
上海各界人士对高额收费反响不一
华东政法学院律师事务研究所所长王俊民副教授认为：随着社会经济发展和律师业的繁荣，应该对律师收费标准有一个新的认识。目前上海已没有一家国办的律师事务所，全部是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合伙制或合作制所。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想请律师帮你找回一块金子，自然也应支付一定的费用。但标准怎么定，这里会有不少问题。现在定计件收费每件不超２０００元，计时收费每小时不超３０００元，律师一般都选择计时收费，一件刑事案的律师费可能花上好几万。
一位在美国从业五六年、持有美国律师执照的上海某律师事务所合伙人说：“据我所知，好些国家并没有政府标准一说。我国加入ＷＴＯ后，国外一些律师服务机构必然要进入国内市场，每小时不高于３０００元的政府指导价格是否适用于它们？事实上，在美国，一些公众关注的棘手案件，每小时１０００美元的收费也不罕见。”
即将退休的朱先生说：“我１９９７年打劳动争议官司时，律师费１０００元，还算是认识人打了个对折。现在这类案件最高标准定到了５０００元，对我们小老百姓来讲，一个月吃吃用用还剩多少？还有钱打官司吗？”
收费过高带来的后果，就是法律援助的门槛太高，这使得普通百姓对法律敬而远之，不再期待法律的帮助，转而投向寻求私了，或者托关系、走后门，更有甚者给黑恶势力提供了插手的空间。这必然使我国的法治环境恶化。
上海四维律师事务所主任於迥说：他的第一个反应就是“低了”。就拿刑事案件来说，上海规定在侦查阶段最多收２０００元，深圳是最少２０００元，而现在上海律师一般收５０００元左右。刑事辩护花的心血多，如果一定按这一标准收费，我不愿接，除非照小时来算。
上海专办知识产权案的朱妙春律师认为：风险代理收费也应当是一种不可或缺的收费标准，这是由法律服务的提供者和接受者共同承担费用风险的一种法律服务方式，从而最大限度促进了律师的主观能动性。如诉讼结果达到了当事人预期目的，即按一定的百分比（１０－５０％）支付律师费，达不到目的则不付钱。对于当事人而言无疑减轻了经济负担，尤其对于那些有理但缺钱的当事人其社会效果更是明显。
北京司法界的声音：市场定价＋政府援助
上海对律师服务收费实行政府指导价管理，北京司法界对此有自己的看法。
战宁律师认为：给律师收费定标准的初衷是好的，但不符合市场经济规律。律师行业完全是市场化行业，每个当事人都有充分选择律师的权利，收费多少应该由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来调节，而不是由政府出面定价。
李尚公律师说：对于律师服务这样一个高度市场化的行为，最重要的是律师和当事人平等地协商收费标准，外力干涉只会限制律师业的发展。律师们普遍赞成的做法是，每一个律师事务所制定自己的收费标准，然后报市物价局备案，明码标价。定价太高，没人请你，赚不着钱，自然就会把价降下来了。
王涌（中国政法大学法律系博士）说：一谈到律师就好像是西装革履的大款形象，实际上律师阶层分化也是很厉害的，名律师每年的收入上百万元，普通律师收入其实也很一般。律师通过长年累月对法律问题的研究，凝聚了很多的学识、技能和经验，这当然值钱。不能只看律师工作的时间，而应该看他工作技能背后所凝聚的心血。律师行业像球星一样，有一个“赢家通吃”的规律，谁达到了顶点，谁就占据市场份额的绝大部分。
刘桂明（《中国律师》杂志主编）说：我国的律师收费究竟是以法律法规调整为主，还是以市场规律调整为主？我觉得应该以市场调整为主。我记得１９９９年开过很多次会，制定了一个标准，报到国家计委，国家计委回了八个字“协商收费，明码标价”。律师收费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和工作任务，有选择性地作出调整。
张燕生（北京大禹律师事务所主任）说：我个人来说是反对制定律师收费标准的。我专门了解过，在国外的律师收费，全部是放开的市场行为，律师可以漫天要价。但是有一样，你能不能自己找到客户？如果你确实特别出色，你就有市场。
郑自文（司法部法律援助中心调研处副处长）：律师的价值固然应该体现，不过现在中国也确实存在一部分老百姓无力支付高昂的律师费。这部分人怎么打官司呢？司法部关于法律援助工作的通知规定：目前中国公民要想获得法律援助，需要两个条件。第一是必须有充分的理由证明要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需要法律的帮助。第二是经济困难，其标准之一是民政部门制定的最低生活保障线。符合这两个条件的人，如果发生法律纠纷，可以到法律援助中心申请获得免费的法律帮助。对于那些收入稍高于最低生活线却又无法支付律师费用的人，我们提出建立分担费用制度。请法律援助中心指派律师以后，一部分费用由国家财政负担，另一部分是由当事人根据自己的经济收入状况来分摊，能给多少给多少。
浙江省的律师收费新办法也将要出台
浙江省司法厅律师管理处负责同志介绍说：１９９１年发布了《律师服务收费管理办法》及《律师服务收费标准》，此后国家并未发布新的收费标准。从理论上讲，目前只存在这一个收费标准。但社会发展很快，我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公民的经济收入及物价水平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１９９１年出台的标准，的确已不适应现实情况。在国家和浙江省尚未正式出台新的收费标准的客观情况下，律师服务一般都采用了与委托人协商收费的办法，这种办法实际上已经为社会所承认接受。再从１９９８年５月起施行的《价格法》来说，实行政府指导价或政府定价的５项内容所包括的范围，也没有包括律师服务收费在内。鉴于目前老标准仍在但不符合实际、新标准又没有出台的尴尬局面，目前，省司法行政部门和物价局已经得到国家有关部门的授权，开始拟订浙江省律师服务的收费标准。
